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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一
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民事法律制定实施。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局部地区就制定实施了涉及土地、婚姻、劳动、财经等方面的法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相继制定实施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重要法律和有关户籍、工商业、合作社、城市房屋、合同等方面的一批法令。我们党还于1954年、1962年、1979年、__年4次启动制定和编纂民法典相关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商事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先后制定或修订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婚姻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企业破产法、外资企业法、技术合同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著作权法、收养法、公司法、担保法、保险法、票据法、拍卖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合同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大批民事商事法律，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党的__以来，我们顺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把编纂民法典摆上重要日程。党的__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编纂民法典作出部署。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经过5年多工作，民法典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
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实施好民法典，重点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
第二，加强民事立法相关工作。
第三，加强民法典执法司法活动。
第四，加强民法典普法工作。
第五，加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理论研究。
通过这次学习，我充分认识到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做好宣传工作，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二
效力问题是合同关键，而法定无效情形是效力问题的边界。把握了法定无效的清晰边界就能更好的理解合同有效的自由之域。下文从两个角度梳理和讨论合同法定无效情形在民法典中的新变化。
首先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原有五种法定合同无效情形出发，看其内容在《民法典》中具体变化。
(1)《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然无效的规定。
针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民法典》中有其他相关规定分别体现，如第一百三十二条中概括规定为“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以及第五百三十四条“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市场监督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借由合同编第五百零八条指向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编第六章中的相关规定)，使得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和影响变得更加重要，体现了对于社会公共法益保护的核心。
《民法典》没有对公序良俗做出定义，也没有做列举式的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法院20__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九民纪要》第30条中规定：“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这条规定体现出人民法院认为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属于公序良俗范围。如此看，如果合同内容违反有关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规定，即使所违反的规定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也存在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认定该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效的风险。
(2)《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实质内容，调整表述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3)《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五十二条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下合同无效的规定，而将整合了该条实质内容的《民法总则》中关于通谋虚伪的规定体现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也就是先对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进行伪装识别，再确认隐藏行为的效力。
(4)《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在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延续了《民法总则》中的相关表述。
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三
“遗腹子”有没有继承的权利?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民法典总则编用创新回应权利保护的新趋势。为了保护好胎儿的利益，总则编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这就意味着，只要胎儿娩出时是活的，那么胎儿在母亲肚子里时接受赠与和继承遗产的份额都是有效的，这为现实中许多遗腹子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友军表示。
“虽然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是为胎儿保留必要的继承份额也是现代国家一致的做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这创新了自然人民事主体的传统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人文精神。”
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轴”展开，始终尊重人民的意愿，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面临新的挑战。民法典人格权编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民法典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扩大了隐私权保护范围;将同样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功能的‘电子邮箱’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使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全面、严谨、细微。”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民法典的通过有助于应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对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挑战。
如何直面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医学和科研活动中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对人格权的威胁?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避免了科学伦理“不能承受之重”。
法律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在理性中贯穿着温情，在规则间传递着价值。翻开民法典，不难发现，它不仅是一本“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是用基本法的形式来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映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应有的价值追求。
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四
合同效力问题，从来都是合同签订、履行以及在争议处理中的核心关注点和出发点。《民法典》颁布后，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从逻辑结构、表述内容方面都发生了适度增减、吸收等调整和变化。本文尝试通过梳理《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浅谈《民法典》的学习感受。
一、《民法典》中合同效力的结构调整
《民法典》颁布前，有关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民法总则》没有针对合同效力问题作出规定，但针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做出了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该包括合同行为，因此《民法总则》有关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也是对合同效力的原则性规定。除了《民法总则》《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一些单行法律也有在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下对合同效力有所规定。但总的来说，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相对分散，逻辑结构不够紧密，产生的弊端是难以在头脑中形成对合同效力规定的整体感和严密感。
而《民法典》对于合同效力规定在结构和逻辑上进行了整合，使其更为严谨。《民法典》第三编第三章“合同的效力”通过七个条文，分别对生效时间、需批准合同、无权代理、越权订立、超越经营范围、免责条款、争议解决条款等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并通过第五百零八条“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的有关规定”，用《民法总则》中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对合同效力做了结构上的补充，合同效力更易全面把握。
二、《民法典》中的效力边界
效力问题是合同关键，而法定无效情形是效力问题的边界。把握了法定无效的清晰边界就能更好的理解合同有效的自由之域。下文从两个角度梳理和讨论合同法定无效情形在民法典中的新变化。
首先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原有五种法定合同无效情形出发，看其内容在《民法典》中具体变化。
(1)《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然无效的规定。
针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民法典》中有其他相关规定分别体现，如第一百三十二条中概括规定为“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以及第五百三十四条“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市场监督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借由合同编第五百零八条指向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编第六章中的相关规定)，使得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和影响变得更加重要，体现了对于社会公共法益保护的核心。
《民法典》没有对公序良俗做出定义，也没有做列举式的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法院20__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九民纪要》第30条中规定：“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这条规定体现出人民法院认为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属于公序良俗范围。如此看，如果合同内容违反有关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规定，即使所违反的规定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也存在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认定该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效的风险。
(2)《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实质内容，调整表述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3)《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五十二条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下合同无效的规定，而将整合了该条实质内容的《民法总则》中关于通谋虚伪的规定体现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也就是先对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进行伪装识别，再确认隐藏行为的效力。
(4)《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在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延续了《民法总则》中的相关表述。
再来看《民法典》对法定无效情形的直接规定和明确表述的变化。
《民法典》以第三编第三章合同效力专章规定了七个条文，但仅在该章第五百零六条将造成对方人身损害及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这两种情形的免责条款直接规定为无效。另通过第五百零八条指引到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章节，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谋虚伪、违反强制性规定及违背公序良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情形直接规定为无效。
除此之外，因考虑到合同效力的复杂性，对于合同效力未被直接规定为无效的其他情形，则放到《民法典》总则中有关合同可撤销、效力待定、部分性效力排除、担保从属性效力判断等相关条款中，或分散在典型合同等其他章节中另行规定，形成了对合同效力灵活处理的缓冲地带，体现了使合同尽可能有效的立法目的。
三、学习感受
从《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规定的行文结构、逻辑调整、内容增减、条文表述等细节之处，笔者感受到了相比原有法律对合同无效情形更为宽泛的规定，《民法典》集中和充分地体现了鼓励交易、保护合同有效的立法宗旨。《民法典》对合同法定无效情形的规定让我们感受到它向我们清晰传达的合同效力边界的拓宽。
对于我们法律人，法条的细节固然重要，但法律的深意更待持续探索。《民法典》是通过已经写进条文的内容，向我们传达和揭示它没法写进条文的现实复杂性，向我们努力呈现在鼓励交易基础上效力问题的复杂性，提醒法律人不能掉以轻心，需在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交易效率与合同正义中探求各方真意、寻求动态平衡。《民法典》可作为法律人执业道路的指南针，在未来面对特定情境的具体法律行为时，都能以客观立场，对合同效力问题综合分析和审慎判断。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对《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规定变化的感受，那就是“边界拓宽，而自由之地更加复杂。”
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五
20__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
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民事法律制定实施。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局部地区就制定实施了涉及土地、婚姻、劳动、财经等方面的法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相继制定实施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重要法律和有关户籍、工商业、合作社、城市房屋、合同等方面的一批法令。我们党还于1954年、1962年、1979年、__年4次启动制定和编纂民法典相关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完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商事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先后制定或修订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婚姻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企业破产法、外资企业法、技术合同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著作权法、收养法、公司法、担保法、保险法、票据法、拍卖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合同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大批民事商事法律，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党的__以来，我们顺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把编纂民法典摆上重要日程。党的__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编纂民法典作出部署。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经过5年多工作，民法典终于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
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实施好民法典，重点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民法典重大意义的宣传教育。
第二，加强民事立法相关工作。
第三，加强民法典执法司法活动。
第四，加强民法典普法工作。
第五，加强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理论研究。
通过这次学习，我充分认识到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做好宣传工作，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
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六
效力问题是合同关键，而法定无效情形是效力问题的边界。把握了法定无效的清晰边界就能更好的理解合同有效的自由之域。下文从两个角度梳理和讨论合同法定无效情形在民法典中的新变化。
首先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原有五种法定合同无效情形出发，看其内容在《民法典》中具体变化。
(1)《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然无效的规定。
针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民法典》中有其他相关规定分别体现，如第一百三十二条中概括规定为“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以及第五百三十四条“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市场监督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借由合同编第五百零八条指向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编第六章中的相关规定)，使得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和影响变得更加重要，体现了对于社会公共法益保护的核心。
《民法典》没有对公序良俗做出定义，也没有做列举式的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法院20__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九民纪要》第30条中规定：“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这条规定体现出人民法院认为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属于公序良俗范围。如此看，如果合同内容违反有关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规定，即使所违反的规定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也存在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认定该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效的风险。
(2)《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实质内容，调整表述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3)《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五十二条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下合同无效的规定，而将整合了该条实质内容的《民法总则》中关于通谋虚伪的规定体现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也就是先对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进行伪装识别，再确认隐藏行为的效力。
(4)《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在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延续了《民法总则》中的相关表述。
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七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象征和标志。
巴西全球南方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菲格雷多表示，人格权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中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把对人格权的保护提升到新高度，在世界民法典立法史上具有创新意义。
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中国民法典草案编纂过程中，先后10次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编纂民法典反映人民的意愿，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可供其他国家借鉴。”罗马尼亚前总理蓬塔认为民法典的颁布“正当其时”，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司法理念。
比利时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布鲁塞尔律师公会律师贝尔纳·德威特表示，编纂民法典在中国民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治深入人心，也是经济社会进一步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助于更好地保护中国公民权利。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民法典，是中国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
在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部总负责人池涌泉看来，此次民法典编纂过程，彰显了中国高度重视民生和人权的坚定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伟大实践。“从切实关注民生的视角出发，很多涉及中国百姓社会生活的具体问题，均在民法典草案中得以反映，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
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八
合同效力问题，从来都是合同签订、履行以及在争议处理中的核心关注点和出发点。《民法典》颁布后，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从逻辑结构、表述内容方面都发生了适度增减、吸收等调整和变化。本文尝试通过梳理《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浅谈《民法典》的学习感受。
一、《民法典》中合同效力的结构调整
《民法典》颁布前，有关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民法总则》没有针对合同效力问题作出规定，但针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做出了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该包括合同行为，因此《民法总则》有关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也是对合同效力的原则性规定。除了《民法总则》《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一些单行法律也有在其各自的法律体系下对合同效力有所规定。但总的来说，合同效力的法律规定相对分散，逻辑结构不够紧密，产生的弊端是难以在头脑中形成对合同效力规定的整体感和严密感。
而《民法典》对于合同效力规定在结构和逻辑上进行了整合，使其更为严谨。《民法典》第三编第三章“合同的效力”通过七个条文，分别对生效时间、需批准合同、无权代理、越权订立、超越经营范围、免责条款、争议解决条款等进行了一般性规定。并通过第五百零八条“本编对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的有关规定”，用《民法总则》中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对合同效力做了结构上的补充，合同效力更易全面把握。
二、《民法典》中的效力边界
效力问题是合同关键，而法定无效情形是效力问题的边界。把握了法定无效的清晰边界就能更好的理解合同有效的自由之域。下文从两个角度梳理和讨论合同法定无效情形在民法典中的新变化。
首先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原有五种法定合同无效情形出发，看其内容在《民法典》中具体变化。
(1)《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当然无效的规定。
针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民法典》中有其他相关规定分别体现，如第一百三十二条中概括规定为“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以及第五百三十四条“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市场监督管理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监督处理”。值得一提的是，《民法典》借由合同编第五百零八条指向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编第六章中的相关规定)，使得合同是否违背“公序良俗”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和影响变得更加重要，体现了对于社会公共法益保护的核心。
《民法典》没有对公序良俗做出定义，也没有做列举式的说明。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人民法院20__年11月8日发布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也就是《九民纪要》第30条中规定：“下列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强制性规定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这条规定体现出人民法院认为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属于公序良俗范围。如此看，如果合同内容违反有关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规定，即使所违反的规定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也存在法院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款“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规定，认定该合同全部或部分无效的风险。
(2)《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的实质内容，调整表述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3)《民法典》取消了《合同法》五十二条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下合同无效的规定，而将整合了该条实质内容的《民法总则》中关于通谋虚伪的规定体现在《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即“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也就是先对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进行伪装识别，再确认隐藏行为的效力。
(4)《民法典》保留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在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中延续了《民法总则》中的相关表述。
再来看《民法典》对法定无效情形的直接规定和明确表述的变化。
《民法典》以第三编第三章合同效力专章规定了七个条文，但仅在该章第五百零六条将造成对方人身损害及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这两种情形的免责条款直接规定为无效。另通过第五百零八条指引到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章节，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谋虚伪、违反强制性规定及违背公序良俗、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情形直接规定为无效。
除此之外，因考虑到合同效力的复杂性，对于合同效力未被直接规定为无效的其他情形，则放到《民法典》总则中有关合同可撤销、效力待定、部分性效力排除、担保从属性效力判断等相关条款中，或分散在典型合同等其他章节中另行规定，形成了对合同效力灵活处理的缓冲地带，体现了使合同尽可能有效的立法目的。
三、学习感受
从《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规定的行文结构、逻辑调整、内容增减、条文表述等细节之处，笔者感受到了相比原有法律对合同无效情形更为宽泛的规定，《民法典》集中和充分地体现了鼓励交易、保护合同有效的立法宗旨。《民法典》对合同法定无效情形的规定让我们感受到它向我们清晰传达的合同效力边界的拓宽。
对于我们法律人，法条的细节固然重要，但法律的深意更待持续探索。《民法典》是通过已经写进条文的内容，向我们传达和揭示它没法写进条文的现实复杂性，向我们努力呈现在鼓励交易基础上效力问题的复杂性，提醒法律人不能掉以轻心，需在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交易效率与合同正义中探求各方真意、寻求动态平衡。《民法典》可作为法律人执业道路的指南针，在未来面对特定情境的具体法律行为时，都能以客观立场，对合同效力问题综合分析和审慎判断。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对《民法典》有关合同效力规定变化的感受，那就是“边界拓宽，而自由之地更加复杂。”
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九
“遗腹子”有没有继承的权利?在具体制度设计上，民法典总则编用创新回应权利保护的新趋势。为了保护好胎儿的利益，总则编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这就意味着，只要胎儿娩出时是活的，那么胎儿在母亲肚子里时接受赠与和继承遗产的份额都是有效的，这为现实中许多遗腹子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友军表示。
“虽然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但是为胎儿保留必要的继承份额也是现代国家一致的做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这创新了自然人民事主体的传统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人文精神。”
民法典的体系构建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轴”展开，始终尊重人民的意愿，充分反映人民的利益诉求，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面临新的挑战。民法典人格权编明确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民法典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扩大了隐私权保护范围;将同样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功能的‘电子邮箱’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使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全面、严谨、细微。”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示，民法典的通过有助于应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对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带来的挑战。
如何直面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医学和科研活动中基因编辑等新技术对人格权的威胁?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避免了科学伦理“不能承受之重”。
法律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在理性中贯穿着温情，在规则间传递着价值。翻开民法典，不难发现，它不仅是一本“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是用基本法的形式来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不断增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映出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应有的价值追求。
法学双百活动方案篇十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镌刻在民事立法的点点滴滴中。如今，随着民法典编纂完成，我国民事法律规范进一步得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健全。立法迈出的这一大步，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编纂民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法学教授恩里科·托蒂表示，中国编纂民法典将丰富世界民法体系内容。拥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对于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一步优化具有深远影响。
日本中央大学法学部教授梶田幸雄多年从事中国法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认为，中国民法典是一部蕴含了民事权利保障、法律义务强化、社会秩序稳定等丰富内容的基础性法律，将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编纂民法典对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将中国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德威特坦言，编纂民法典并非易事，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付出大量努力，“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民法典，表明中国政府依法治国的决心和信念。”他认为，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充分尊重科学规律，体现时代需求，将推动中国的司法体系现代化，“这部立法必将对中国司法制度产生积极影响”。
池涌泉指出，针对一些新的法律问题，民法典能够及时从法理上厘清责任界限，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对于中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意义重大。“编纂民法典，展现了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决心。”